关于“卢沟桥抗战”与“全民抗战”的关系问题
2012-11-02 13:50:16   来源:中共党史网   评论:0 点击:

《党史博览》2011年第10期发表拙作《中国共产党点燃全民抗战烽火纪事》一文后,有读者提出:共产党点燃的‘全民抗战’烽火,与卢沟桥燃起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烽火是什么关系?在全民抗战付诸实践的源...
        《党史博览》2011年第10期发表拙作《中国共产党点燃“全民抗战”烽火纪事》一文后,有读者提出:“共产党点燃的‘全民抗战’烽火,与卢沟桥燃起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烽火是什么关系?”“在全民抗战付诸实践的源头,竖一座‘中国全民抗战纪念碑’,与卢沟桥抗战纪念标志有无冲突?”

        这个问题的实质,是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卢沟桥抗战,与共产党发动领导的敌后全民抗战之间的关系问题。如何看待卢沟桥抗战与全民抗战之间的关系,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有关论述中,有明确的态度。

        早在19344月,中国共产党在《抗日救国六大纲领》中,就提出了“全体人民总动员”来“挽救民族危亡”的主张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,中共中央在《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》中指出,“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,才是我们的出路”。1937825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,对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作出了八项决定。随后,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各种文件、谈话和文章中,多次对抗日战争的事态发展和战略方针,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主张。现在将这些论述归纳起来作一简要介绍。

“全国性抗战”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1937825,洛川会议通过的《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洛川会议《决定》)指出:“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和人心愤激的压迫下,已经开始下定了抗战的决心。整个的国防部署和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。中日大战不可避免。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,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。”但是,毛泽东指出,卢沟桥抗战只是“政府和军队的抗战”。929,他在《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》一文中说:“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……就目前的情况来说,我们是不能满意的,因为它虽然是全国性的,却还限制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。”
不久,有人把“全国性抗战”宣称为“全面性抗战”,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驳。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1025,毛泽东对英国记者贝特兰说:“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,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。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,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。”“有些人说,‘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’。这只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。从参战的成分来说则是片面的,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,不是人民的抗战。”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1937111,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再次指出:“外面有好多人说现在已是全面的抗战,这是不对的。因为在地域上说是全面,在成分上说只是一面,还有广大的群众没有发动到抗战中来,只是政府和军队来干而已,所以遭受了许多失败。”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 其实,在洛川会议《决定》中,已经含有卢沟桥抗战不是“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”的意思。《决定》在卢沟桥抗战“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”这句话的后面接着指出,应当“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。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,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”。


        “政府抗战” “政府抗战”又称“政府和军队的抗战”“片面抗战”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19378月,洛川会议《决定》指出:“今天的抗战,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。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。相反的,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,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,阻碍政府、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,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,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,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。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,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”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1019,在卢沟桥抗战开始三个多月后,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讲话说:“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,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,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。”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1025,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,重申了这个观点。他说:“中国的抗战至今还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,日寇已在短期内取得了河北、察哈尔、绥远三省,山西亦在危急中。唯有实行民众和政府一致的抗战,才能挽救这个危局。”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11月,毛泽东表示“即使是片面的抗战”,共产党也是“赞助”的。他在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》一文中说:“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,即使是片面的抗战。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,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,因为它也是为着保卫祖国而战。”

“全民抗战”

        “全民抗战”全称为“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”,这是共产党抗战主张的基本口号。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:“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,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……在这个时期中,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‘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’。”

        1937825,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《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》中指出:“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,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。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。”

        1112,毛泽东在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》一文中指出:“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,或者叫作全面抗战。因为只有这种抗战,才是群众战争,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。”
 

        以上“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”“全面的民族抗战”“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”“全面抗战”等提法,字面表达不同,但意思一样,之后党史界一般用“全民抗战”一词加以概括。

国共的“原则分歧”

        在上述三种“抗战”中,国共两党的“原则分歧”,表现在是“政府抗战”还是“全民抗战”问题上。毛泽东说:“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,虽然也是民族战争,虽然也带着革命性,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。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,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……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。”

        对于国民党军队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“全国性抗战”,共产党是“赞助”的。但是对于参战成分只“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”,共产党是不满意的。共产党明确主张,要“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”。这句话的意思表明以下两点:

        第一,在“打不打”的问题上,两党已取得共识。面对日军对卢沟桥的进犯,国民党改变了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的不抵抗主义,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,两党的主张趋于一致,共产党对此表示“赞扬和拥护”。比如,七七事变的第二天,即193778日,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号召抗战的通电中说:“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。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第二,在“怎么打”的问题上,两党的主张存在着原则分歧。共产党主张将七七卢沟桥抗战“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”,但是国民党拒不接受,顽固地坚持单纯的政府抗战方针。毛泽东在1937825日指出:“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,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,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,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,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。”

        193810月武汉失守后,蒋介石更是采取了消极抗日,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,因而全民抗战的大旗,只得由中国共产党率领敌后广大人民群众去高举了。

卢沟桥抗战纪念标志包括不了“全民抗战”

        在洛川会议《决定》中,关于“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,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”的界定,明确了卢沟桥打响的抗战第一枪,属于“中国全国性抗战”范畴。那么何谓“全国性抗战”?
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毛泽东在《战争和战略问题》中指出,“抗日战争中,国共两党的分工,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,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,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”。


        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讲话中也指出: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,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。”

       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任务,由国民党政府统辖的几百万正规军担负,故称为“政府抗战”。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的作战任务,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组织起来的千千万万群众担负,故称为“全民抗战”。卢沟桥抗战,属于正面战场上的防御作战,作战任务由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执行。这在“参战地域”上说,属于“全国性抗战”的范畴;但从“参战成分”上讲,属于“政府抗战”的范畴。因而,卢沟桥抗战纪念物,只是标志“全国性抗战”和“政府抗战”的开始,标志不了共产党组织发动的敌后“全民抗战”的开始。

        以上是从理论上讲。再从实践上看,193777日,红军还没有改编为八路军,共产党还没有深入到敌后发动群众,共产党领导的敌后“全民抗战”的局面还没有出现。所以,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,“卢沟桥抗战”包括不了“全民抗战”,二者是两回事,不能混为一谈。

全民抗战的发动

        19379月,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,遵照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《决定》中提出的“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、武装群众”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方针,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广大地区,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实践了“全民抗战”的宗旨,成为八年抗战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,也成为八年抗战中全世界瞩目的客观事实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        “全民抗战”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,那么它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,就应该有一个发生的时间和地点。但是,我们的党史工作者没有明确“全民抗战”的源头何在,这不能不说是“红色记忆”中的一大缺憾。为此,笔者在《中国共产党点燃“全民抗战”烽火纪事》一文中,建议“在全民抗战付诸实践的源头,竖一座‘中国全民抗战纪念碑’”,以弥补这一历史的缺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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